fjrigjwwe9r3qx_article:content
■本报记者 伏昕 / 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11月21日
谁来打WTO官司？
中国正式加入WTO后还不到一个月，在美国飞往昆明的飞机上，k8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主任李淳忧心忡忡地写下了《反思与检讨：新世纪（9.71,0.06,0.62%）律师管理的若干问题》的发言提纲。
2001年12月8日在参加“首届中国律师论坛”发言时，李淳毫不掩饰内心的忧虑，“未来5到10年，中国律师界会进行一轮真正的重新洗牌的过程。5年之后，50岁的我将会被淘汰出局”。
在这次论坛上，代表官方的司法部副部长段正坤也表达了入世后我国律师行业将面临许多挑战。因为在中美、中欧谈判中，我国对开放以律师业为主的法律服务业做出了“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和“在国民待遇方面维持现状”的承诺。
其中包括，入世后一年内我国将取消设立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办事处数量的限制、设立城市的限制和一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只能设立一个办事处的限制，降低对驻华办事处的外国律师资历的要求。
“狼来了！”“我们该怎么办？”“谁来打WTO官司”的疑问敲打着每一个执业律师的内心。为此，司法部还曾在2001年3月专门出台了《关于中国加入WTO后加快律师业改革与发展的意见》。
“如果3年前一位留美法学博士回国，我认为他是报效祖国，但现在我觉得他是回来跟我抢饭碗来了，因为加入WTO后，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法律市场。”45岁的李淳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焦虑。
不过中国入世消息在中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专业研究生余盛兴心里却是另一番光景。撰写反倾销方面硕士毕业论文的他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直充满了期待，“当时感觉加入WTO后天空都会蔚蓝很多”。
这一年7月，余盛兴毕业，怀揣着理想从武汉来到上海，在中国第一个由政府设立的“非政府WTO应对机构”——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工作。该机构主要负责中国加入WTO后政府、企业、中介机构和社会应对WTO提供咨询和培训工作，帮助地方政府和企业适应WTO新规则。
当时WTO秘书处在该机构设立了信息中心，而余盛兴主要负责把信息资讯、规则和动态随时介绍传递给中国的政府、企业。
后来余盛兴辞职离开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投身律师行业。10年来，他代理中国企业在美国、欧盟、印度、土耳其等国家对中国家具、对虾、鲜大蒜、活性炭、皮鞋、塑料袋等20余种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或复审。
今年中国在与欧盟关于紧固件的贸易争端胜诉，被誉为“中国在WTO起诉欧盟第一案的胜诉”的代理律师——高朋律师事务所国际贸易法团队的负责人王磊在2001年终于结束了几年的“蛰伏”。
王磊曾任外经贸部WTO事务处副处长，自1986年中国申请复关席位谈判起，王磊就在外经贸部关贸处工作，并成为中国复关和后来的入世谈判代表团主要成员之一。
在中国加入WTO的10年谈判中，他先后辅佐四任谈判代表沈觉人、佟志广、谷永江和龙永图，并直接参与了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席位和加入WTO的谈判、中美中欧贸易谈判，以及起草中国外资外贸的法律，并与谈判成员一起，就市场开放和国内法律法规政策的调整与各部委协调。
1996年他辞职到布鲁赛尔当执业律师，帮助当地律所开拓中国业务，其后回国。据他的同事谢向阳律师介绍，在入世前的几年里，由于几乎没有案子做，多以讲课、交流的方式来维系生活，经历了5年多的痛苦准备期。
“在罗马讲罗马话”
2003年，余盛兴离开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投身律师行业，“当时是考虑到为中国企业做一些服务，自己也学习一点新东西，还是需要进入律师行业，这样才能站在战线的第一线”。
如今，余盛兴是高朋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王磊团队的一名成员。8年来，在各种反倾销案件中积累了在欧洲和美国代理案件的经验。
令余盛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06年代理的中国皮鞋企业应诉欧盟反倾销调查案。
事情起缘于欧盟在2005年7月开始对中国皮革面料鞋发起反倾销调查，约130家企业参加了应诉欧委会，10月完成了对中国13家皮鞋抽样企业的实地核查。
在对中国绝大多数公司不利的情况下，企业们的利益变得更加一致，余盛兴认为必须有企业自发的力量来联合应诉，最终广州万邦鞋业有限公司等八家企业组织成立“欧盟对华皮鞋产品反倾销应对联盟”，余盛兴担任这一联盟的法律顾问。
这一联盟不仅有正式的人员机构设置，如秘书处，还有规章制度，并筹款做经费。联盟成立之后他们开始“游说”。
所谓“游说”，是聘请欧洲律师、会计师一起参与，提出中国皮鞋行业的声音，并且联盟作为一个利益关系方到欧洲要求和欧盟委员会的官员会见，包括和曼德尔森的顾问谈，提出评论，并请欧洲的经济分析师进行分析，最终提出正式书面报告。
“想要赢得他们的投票，只能到他们的地盘去，博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余盛兴分析说。
“在当时，意大利的企业在媒体上做广告，敦促欧盟征税，不征税鞋厂会倒闭。而27个成员国开会时，据内部传出的消息说，意大利代表边说边哭起来了：如果不征税我们多少工人要失业、多少工厂要倒闭。”余盛兴说。
“我们主要是避免投票人员只听到欧洲产业的声音。我们不想要投票的人员只听到意大利代表的哭声，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听到其他声音。虽然也知道没那么容易，外方的影响力肯定不如他们选民的影响力，但是我们尽一切可能，只有这种博弈感，才不会让你有很难受的感觉。”余盛兴感慨说。
欧盟最终答应为中国皮鞋企业联盟召开一次听证会，听证会的投票人员包括欧盟政治层面高官和参与反倾销调查的技术官员，其中还包括当时贸易委员曼德尔森的顾问。
另一方面该联盟在国内向政府主管部门商务部提出申请，寻求帮助，在国外向利益共同体——欧洲的分销商寻求支持和响应。最终中国政府也和欧盟委员会包括27个成员国进行交涉。
这些举措吸引了当地媒体的注意，当时金融时报采访联盟的秘书长在文章里引用了他的观点，“如果欧盟裁决不公的话，我们就会请我们的政府去WTO告欧盟”，以至于欧盟官员一见到他们就说“我知道你们来了，我是在报纸上看到的”。
“尽管征税了，但是只有2年，2年之后延续两年，现在已经取消了，最多4年，原来所有案子一律征5年，征完之后再考虑是不是继续征5年，只有这个案子例外。”余盛兴认为这是中国企业自发在欧盟应诉中比较成功的案例，“形成中国产业的一支力量在欧洲对这个case也能起一点作用，而不是某个企业单打独斗”。
实践告诉余盛兴在欧洲积累的经验在美国就行不通。
由于美国不同于欧盟的政治官员占决策主导，主要是行政技术官僚从技术层面计算来决策。虽然有一个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但是他们是准法官的角色，不受政治影响，总统也影响不了他们。
“总统不会干预反倾销个案，这些技术官僚也更不会受外方政治压力影响，搞宣传甚至会造成他们反感。所以必须从技术层面来攻克”。
余盛兴说，“在罗马讲罗马话，我们要看各个国家的决策体制。根据决策体制来进行。一旦了解他们的程序之后，就形成一股力量，根据他们的议事规则和投票程序，按照他们的规则，提出我们的诉求、主张。”
王磊也指出：“其实WTO就是一个比拼大国实力，互相之间不断较量和讨价还价的地方。中国加入WTO后，不应该只是被动地遵守WTO的规则，更应该将WTO的游戏规则为己所用。”
诉讼之余，王磊花了大量时间传播他所熟知的WTO游戏规则，经常奔赴全国各地进行WTO专题演讲及培训。
我们被改变了吗？
另一方面，中国入世之后，虽然中国的制度并未完全放开，但是外资律师事务所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却很迅速。
李淳回忆往事反而比从前更加坦然，他指出中国的制度并未如想象中的开放程度，不过律师界仍然不乏关于外资律所是否分得了存量的蛋糕，外资律所是否有足够监管的争论。
如上海律协等多个地区的律协发布了关于外国律所违法执业的调查报告，指出外资律所偷逃税款并且违规开展中国法律服务的非诉讼业务。
调查还认为外国律所还间接从事着中国境内的诉讼和仲裁业务，有的还实际控制诉讼的整个业务流程，如调查、取证、提供法律意见等，仅仅是在出庭的环节上不得不使用中国律师。
“应该有更加坦荡的胸怀。”李淳说。
然而从律师个体而言，面对危机他们却是更多选择主动面对挑战。
为了了解和学习新规则，入世之后出国学习更成为更多律师的选择。余盛兴2008年至今年上半年一边在乔治城大学做访问学者，与教授、律师、WTO人员交流，同时他在美国华盛顿一家代理中国应诉反倾销案件的律所做兼职律师。
“很多第一手资料，很多第一手规则，增加了对美国贸易体制的理解”，余盛兴说。他感觉到，中国入世后中国律师的国际参与越来越充分和深入。
走出去除了帮助中国律师了解国外法律之外，“最大的帮助是可以用外国人熟悉的概念解释中国司法体制中的概念。由于很多中外法律概念不同，外籍律师不知道对应的大陆法系中的概念。”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吴冬律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