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近几年来一直在零零碎碎地读些历史，感觉历史中间自然蕴藏着它不可言说的力量。但是贸然读史，总有一种无从下嘴的感觉：读历史时我们到底需要关注什么？我们能够从哪些角度来观察历史？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学习什么？

正当笔者在历史的迷宫前茫然不知所措时，钱穆先生适时出现，像一个导游，用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把自汉代至清代的政治制度梳理了一遍，从政府组织、选举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四个方面，分析汉、唐、宋、明、清的制度利弊。王朝间的兴替、兴替中的传承、传承下的变革，俨然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全书都很精彩，不再一一复述，只能摘出阅读过程中笔者感触颇深的几个片段，与大家分享。

（注：文中加了引号的内容，如果没有注明其他出处，那就都是引用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的表述。）

话说当年，汉武帝为了开疆拓土，预算不够用了。汉武帝把自己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发现还是不够用。于是号召地方上的有钱人，尤其是收益颇丰的盐铁商人，给国家捐些钱，以便汉武帝能够继续完成自己的宏伟大业。

但是，响应者却寥寥无几。

汉武帝就怒了，怒的同时脑子还在线，他就想啊：你们盐铁商人赚这么多钱，到底是从哪里赚的呢？

“岂不是都由我把山海池泽让给你们经营，你们才能煮盐冶铁，发财赚钱”，钱穆先生在书中是这么描述的，“现在我把少府收入都捐献给国家，而你们不响应；那么我只有把全国的山海池泽一切非耕地收还，由我让政府来经营吧！”（少府收入就是汉武帝的皇家私房钱）

于是乎，盐铁经营权自此收归国有，商人们不能再擅自经营。这项制度一直传承至今，迄今《民法典》物权编里仍然明明白白写着，“矿藏、水流、海域属于国家所有……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属于集体所有或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些归国家所有的资源，商人们想申请经营的话，都是需要办理行政许可手续的。

汉代的盐铁商们为什么会是这个局面？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地位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国家政权站在一个国家的食物链顶端，对一国政权中的活动享有绝对的话语权，商业活动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体量够大，就能够与一国政权相抗衡。

远的不说，近的就有好多鲜活的例子，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只能说：不论是在哪国经商，商业群体都需要有足够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合适的政治观念。

(一) 皇权中分化出相权，并相互制衡

一说到分权，我们往往把目光看向西方，提及洛克、孟德斯鸠，并对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津津乐道。但其实早在中国汉代，就有了自成一家的分权思想和制度，那就是皇权和相权的分割与制衡，以及对相权的进一步分割和制衡（汉代从秦朝传承下来的三公制度，唐代的三省制度）。

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中国历史上形成统一政府始于秦代，汉代则把这一制度传承并发扬光大。而皇帝作为一国政权的领袖及代言人，他的诞生孕育了皇权这一权力形态。

但皇帝一人及皇室的力量有限，不能以一己之力完成整个国家运行管理的繁重任务，所以需要帮手来帮他打理家国事务。这个帮手从哪里来呢？

自然是“亲中选贤”：秦汉形成统一政府之后，化家为国，皇帝的家臣们也一跃成为国家机构的管理人员。

基于此，汉代的各类官名，都是始于前朝历代对家臣的称呼：宰（内管家）、相（副手）、太常（即“太尝”，试菜有没有毒的）、光禄勋（看门的）、卫尉（保安队长）、太仆（赶车的、司机）、廷尉（执行家法的）、大鸿胪（传话的）、宗正（修家谱的）、大司农（管钱的【皇室外经济】）、少府（管钱的【皇室内经济】）。（这就是汉代九卿在当时的真实含义，跟“弼马温”之类的称呼，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扯远了，言归正传：皇帝需要从自己的家臣中选帮手来打理家国事务，并形成了政府组织。而宰相作为政府组织的首脑，就带来了“相权”这一权力形态。

相权既是皇权的辅助，也是对皇权的制约，皇权和相权自其诞生时就自带相互制衡的属性，因为相权背后的文官集团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不是非常有个人魅力的君王，很难周全应对。当年万历皇帝因为疲于应付文官集团，索性二十年不上朝。一山不容二虎，皇权与相权在中国历史上，开始了他们相爱相杀的旅程。

(二) 皇权对相权的兼并

按中国历史的总体趋势来看，皇权与相权之争，是一个皇权逐渐集中、相权逐渐式微的过程。（这是个体在“对完整权力渴望”的驱动之下的必然产物）

这个趋势在唐代并不明显，那会还主要是世族大家当政，有用人的胆量和容人的气魄。自宋朝开始，因为有了“晚唐五代进士轻薄传下的一辈小家样读书人”，就开始担心这担心那，想把一切权力都握在皇族手中，开始吞并相权。

到了明代，朱元璋因为宰相胡维庸造反，直接就把宰相给废掉了。但宰相的工作还是要有人去做，因为皇帝无法一个人完成，于是就设了一个内阁，也就是皇帝的秘书处；任命一个内阁大学士，也就是秘书长，来实际行使宰相的职权。

但对文官集团而言，你一个秘书长，是皇权的私人顾问，凭什么对我们政府组织指指点点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即使是当时张居正这等极富才华与威望的秘书长，终因其名号的尴尬，也不得不发出“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的感慨，最终被定性为“权臣弄权”，死后立马被抄家。

清朝沿袭了明代不设宰相的制度，内阁也开始搁置，转而设了个军机处：皇权吞并相权的同时，顺便把军事权力也集中到皇帝手中。

至此，皇权的集中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平衡被彻底打破。

(三) 中间商赚差价

一种平衡一旦被打破，就势必会有另一股力量出现，试图重新达成一种新的平衡。皇权过于集中后，因凭大多数皇帝的一己之力，胜任皇权的治理范围都有困难，更不用说握皇权与相权于一手。

皇帝他也需要帮手啊。原来的帮手是宰相，宰相被边缘化了之后，宦官、外戚等与皇帝亲近的人，就有了作为中间商去赚差价的机会，真真实实地获得了一部分相权甚至一部分皇权。甚至到了明代，太监首领（司礼监）不仅成为了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虽然明太祖朱元璋基于自身的高瞻远瞩，立下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祖训，但却无法保证自己的子孙后代都像他一样勤奋、铁血且精力旺盛。

于是乎，皇权外落，有名无实。到头来，竟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因为汉代开始用举孝廉的制度，认认真真地选拔有学识的读书人做官、加入国家政权组织，并且“自汉武帝以后，汉代的做官人渐渐变成都是读书出身了”，钱穆先生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读书人的政府”，或者“士人政府”。

这一制度也缔造了中国人民“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信念。到目前为止，我们政府组织中的人员，也都是以读书人为主，大部分人员都是经过各种考试制度层层选拔出来的。这就是“学而优则仕”。

在这种制度和信念的驱动之下，举国上下的人民都把读书奉为一件至高无上的事情，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不过在唐代之前，这个书，不是你想读就能随便读的。囿于当时造纸技术未成形、印刷技术未发明，书籍这个东西，可是很贵的。

根据钱穆先生描述，“古代书本必得传抄，一片竹简只能写二十来字。抄一本，费就大了。帛是丝织品，其贵更可知。而且要抄一本书，必得不远千里寻师访求”。可见在当时读书，不仅书籍成本高，获得知识的成本也很高。（人家说的学富五车，如果以竹简作为计量单位并换算成现在的纸质书籍的话，可能都装不满一行书架。据说学富五车只有“四十回《红楼梦》的字数”，这个说法笔者没有仔细考证，读者朋友们不必当真。不过庄子当年是用“学富五车”这个词来讽刺惠施的，只不过被后人用作了褒义。）

所以在纸张和印刷术推广之前，书籍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而当时虽然已经不再是爵位世袭的年代，但书籍却是可以世袭的。于是乎，在读书人政府的背景下，书籍和知识“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并有“黄金满籝，不如遗子一经”一说。（那个不认识的字，读音同“赢”）

在古代中国，书籍也是一种资本。在这种书籍资本的加持下，“当时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而同时便是有钱有势的家庭”。所以宋真宗赵恒再劝世人多读书时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放在当时的背景环境中来看，是一点也不假的。

不过说来也奇怪，宋真宗竟然把读书的目的仅仅锚定为“颜如玉”和“黄金屋”，未免漏掉了许多读书的乐趣。或许自有他政治宣传的考量。

(一) 画饼的艺术

话说唐朝初期依赖于府兵制，开疆拓土，盛极一时。后来府兵制逐渐式微，朝代也开始走下坡路。这其中的原因，抛开当时配套的经济制度不谈，我们来看看用人方面的变化。

唐朝初期，只有上三等、中三等的民户子弟才可以当兵（唐朝根据各家财富产业，把民众分为九等），也就是穷人家的子弟，想当兵都当不了。

每个府兵都需要去中央首都服役一年（他们叫“上番”），此间或许还能跟李世民一起练习射箭。如果战死沙场了，中央政府收到军队上报的死亡名册后，会立即要求地方政府派人去死者家中慰问，赐予勋爵和赏赐。“阵亡军人的棺木还没运回，而政府一应抚恤褒奖工作都已办妥了”。

政府的这种做事方式，给了当时的军队以极大的精神鼓励。所以军队在战争中屡获胜果，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是从唐朝中期开始，因为开疆拓土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国家对精壮兵力的需求量下降，府兵上番时就逐渐怠于操练，变得无事可做。

有剩余的劳动力，自然是不用白不用。于是乎，府兵上番期间，逐渐变成皇族亲贵修花园、盖房子时借用的苦工。

这样一来，军人有勋位在身的同时，却还要被唤去服力役，勋位开始转为一种羞辱，最终演变为“别人称呼你勋位如中尉、上校之类，已不是一种尊敬，而成了一种讥讽”，军人的地位开始下降。

式微，式微，胡不归？

随着军队内部管理风格的散漫，对战亡军人的抚恤工作也开始懈怠，以至于战事已经结束了、死者家属已经从私下渠道得知死讯了，而官方的抚恤慰问还迟迟不来。这样一来，在死者家属看来，“死的似乎白死了”，人心就开始涣散。

再加上府兵制后来变成没有复员的安排，要一辈子当兵，“归来白头还戍边”。而且是做苦力、没地位，府兵自带的绢帛钱财还会被抢夺。以上种种原因的催化之下，府兵制最终瓦解。

看来，把“希望”与“荣誉”作为用人的激励机制，很重要。

(二) 光画饼没用，还要能充饥

因为科举制度的盛行，唐朝政权对知识分子开放后，越来越多的读书人通过考试进入政府。当供过于求的时候，读书人开始变成“政治脂肪”。但当时政府的思路并不是减肥，而是找地方存放这些“脂肪”。

于是乎，唐朝的地方组织结构抛弃了汉代的扁平结构，开始增加层级：把县分上中下三级、把州也分上中下三级，这样一来，能安排的官员就增加了。

人员安排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弊端也随之而来。

因为唐代的官员任用权全部集中于中央的吏部，政府只能以升迁来奖励地方官员。在汉代的扁平结构下，县官之上就是郡官，郡官的待遇已经等同于中央的三公九卿。这种情况下，因为阶级少，官员的升迁机会优越，故能各安其事，人事变动不大，行政效率也随之提高。

到了唐朝，光是县官就得内部先升3级，才能实质性地往上迈一级，升了等于没升。而唐朝的职事官有九品30级、散官有九品29阶。长此以往，虽然官员一直在升迁，但“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于是乎，官品中逐渐分清浊，官员与官员的地位开始有高低之分。而大批官员们也因为没有希望、没有动力，行政效率大幅下降。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待到了明朝，明成祖一句“胥吏不能当御史”、“胥吏不能考进士”，便彻底坐实了流品的弊端。于是乎，师爷这个群体愈发兴盛，更从师爷唱主角的“胥吏政治”之中演化出“文书政治”（文书政治可以大约理解为：无字无真相，书面文件是第一生产力）。

行政环节中的各种繁文缛节、看不到希望的浊流群体的自暴自弃，一直在影响着行政效率，不停地制造问题（“流品”就是官阶，把官员分成优等和劣等，后来泛指人的社会地位、门第）。果真是，坏的制度让好人不能做好事。

可见用人这件事情，光画饼是不行的，画的饼还得能够充饥。不然，劳动者们醒悟过来只是迟早的事情。至于想靠画饼收割短期劳动力的，另说。但那有损用人者的风评，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向来都是微妙的，需要谨慎平衡。

(一) 中央与地方的角逐

中央对地方管得太死了吧，地方失去了自身发展的活力，中央也累得慌，根本管不过来。中央管太松了吧，地方就开始肆意妄为、欺上瞒下，甚至占山为王，向中央权威挑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历朝的通用做法是向地方派出监察人员（监察制度这个事情后面还要细说），并完善地方与中央的信息沟通机制，建立固定的地方信息上报制度。古代的修驿站、修官路，就有加快中央与地方间信息传递速度的考虑。

到了元朝，更是从地理的角度出发，把各省的地理界线划分得弯弯绕绕的，就是刻意把重要的地理防御工事分布在2个省、3个省甚至更多省份之中，防止其中某一个省依赖地理优势，难以被攻克。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好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插播一句：行省制度是元朝开始启用的）

后代统治者自然明白元朝对地方行政区域划分方式的良苦用心，就传承了下来，并且一直沿用至今。不得不说，元代统治者对地理知识的娴熟运用，值得我们学习。

而元朝统治者对地理知识的重视，恐怕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宋代的惨痛教训：

北宋定都河南开封，黄河边，一大片平地。“骑兵从北南下，几天就可到黄河边。一渡黄河，即达开封城门下”，完全没有国防（自然，宋太祖这么做决定，有他的苦衷：当时承接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国防线早已残破。宋朝需要养兵，养兵则需长江流域的粮食供给。如果定都洛阳或西安，运费太高了，国家财力负担不起）。

再加之开国宋太祖的弟弟宋太宗，两次对辽亲征都打了败仗，在这种没有国防的地理设定之下，宋朝不得不做好随时应战的准备。所以只能养兵，不能裁兵，还不能让军队复员。但同时，惮于祖先战败的惨痛教训，一朝被蛇咬，宋代也不敢再和北方辽国交战。最后养兵而不敢用兵，开销过大，最终死于积贫积弱。

看来，地理学知识的运用范围，比想象中的更广泛。扯远了，回到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制度。

(二) 监察常驻的危害

自秦汉以来，监察制度就已经是一种常态化的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制度，旨在监督中央指令在地方的执行情况，毕竟天高皇帝远。另外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中央集权，不想让地方的权力过分强大。

汉代设的中央特派员叫“刺史”，唐代的叫“监察使”、“观察使”（派去边疆的叫“节度使”），宋代的叫“监司”，明代叫“总督”、“巡抚”，清代叫“经略大臣”、“参赞大臣”。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每个朝代的中央特派员，都要换一个名字？是因为改朝换代了，中央特派员的名字也需要标新立异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其实，唐代也是有汉代“刺史”的，而宋代也有唐代的“观察使”，清代也有明代的“总督、巡抚”。那为什么不继续沿用上一个朝代的职责呢？因为上一个朝代派出的中央特派员，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一例外地都成了当地的行政首脑。汉代的特派员“刺史”，在唐代已经是一州的行政首脑，唐代的监察人员“观察使”是宋代的地方行政首长，明代的特派员“总督、巡抚”到了清代，也成了地方行政首脑。甚至唐代派往边疆的节度使，慢慢地也成为了边疆地区的首脑，自立山头，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引发动乱，最终把唐朝消灭。清代也是如此。

为什么历史总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因为监察人员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地方时，本身是带着至高的权力去的，因为他代表的是中央。既然钦差大臣来了，那地方遇到重要的事情，就得向钦差大臣汇报，并最终听钦差大臣的指挥。监察员一旦在地方驻扎的时间长了，这种自带的更高权力就会影响到地方的既有权力格局。久而久之，中央特派员就逐渐成为了地方的行政首脑。如果让中央特派员掌握地方军权，就更要命（请自行代入唐朝和清朝）。

一旦中央特派员成为地方首脑了，利益格局就变化了，最初的监察职责也就名存实亡，所以后朝只能再派新的中央特派员。如此循环往复。

由此可见，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机制，是需要经过精妙设计的。反观现在，监察人员要轮换值班，国企中的委派监事不能连任，多多少少有这方面的考虑。

历代“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是不曾断绝的。但是仕途有通畅就有不畅。仕途不畅时，官员们该去往何方呢？

陶渊明说，田园将芜胡不归？“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一向安放在农村”。大不了回家种田，是写入中华文明基因里的观念。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历代文官仕途不顺时，往往会请辞：回家种田，做个小地主，对外可以称之为“衣锦还乡”。唐朝的武官，因为空有勋号而无实职，除了在当朝做大将军的，剩下的也多是回家种田。有知识或有武力值的官员们在失意时有了情绪出口之后，就不会惹出太多幺蛾子。

基于中华文明的这种经济与文化基因，农村大后方在国家政权稳定方面，也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温铁军先生的观点，农村作为一个吸纳城市剩余劳动力的场所，在国家面临经济危机时，是一个重要的缓冲地带，并给国家度过经济危机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从而使局面趋于稳定。

所以国家为什么历来重视三农问题，是有原因的。

(一) 九品中正制的兴与败

话说东汉末年，汉献帝逃亡，中央与地方失联，察举制这一人才选拔制度也失去了施行的机构基础。于是朝廷用人时便失去了标准，文人领域还尚可控制，武人领域一片混乱，用人全凭在位者的喜好，良莠不齐。为了解决这一混乱，曹操任命陈群改革人事制度。陈群不负重任，基于当时的局面，创设了九品中正制。

所谓的“九品”，就是把人才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层级。那么，由谁来做这个分类的工作呢？那就是“中正”（既中立又公正，才能担此重任）。

那这个“中正”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还是采用察举制的老方案：“就当时在中央任职，德名俱高者，由各州郡分别公推大中正一人”，也就是在各地方挑选一位他们在中央任职的、德行和名望都很高的官员，担任“大中正”。然后“大中正”再指定一名“小中正”，两位中正就负责他们所在地方州郡的人才评分工作。

评分标准有两个：一是能力，二是品行。被评价的对象：不仅包括未入官场的人员，也包括在职官员，旨在撤掉当时已经滥用的在职官员。评分的主要依据：地方的群众舆论和公共意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打完分之后，中正就把评分册子上交吏部，吏部根据这套评分册子，再来决定在任官员的升迁、在野人才的聘用。这样就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客观的评价标准，解决了之前用人混乱的局面。这一套用人制度，对曹家初步统一天下是有所助益的。

但何以这一前朝治病的良药，成了后朝致病的毒药呢？因为每一种制度的施行，都对人们的后续行为有引导作用。

我们不妨再回过头去看看这个制度：

1. 中正对人才评分的标准是群众的意见，也就是“舆论”。而群众的眼睛当真是雪亮的吗？至少勒庞并不这么认为。

在《乌合之众》中，勒庞的观点是，群体只有形象思维，缺乏逻辑推理能力，“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他们的判断，而绝不是经过讨论后得到采纳的判断”。这一观点读者们是否认同，暂且不论，我们且来看看当时的人们在这种制度的引导下，做出了什么行为：

因为人才评价重社会舆论，做官的人就“袭取社会名誉，却不管自己本官职务与实际工作”。因为人才评价机制在于听取社会舆论的“中正”，而真正了解官员业务能力及人品的上司，却无法把他们对下级官员能力与德行的评价发布出去。后果可想而知：慢慢地，官员们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经营自己的对外“人设”上。至于他的本职工作做得如何，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知道；知道的人也难以把他们的观点扩散。

2. 大中正这个职位设在中央，而人才们想要大中正品题提拔自己，就纷纷往中央的大中正身边靠拢（所谓“认知”，要先“认”，才能“识”）。如此一来，人才纷纷往中央集中，地方缺乏人才可用，并导致地方的行政效率、风俗易化的脚步，都慢了下来。

至此，九品中正制已经完全异化，不仅不再具有其初设时分清定浊的作用，反而给人才选拔带来不便，给世人的行为举止产生的不良的引导，最终被后世唾弃，并被唐朝的科举考试制度取代。

之所以有这种局面，就是因为后朝没有去思考前朝推行这一制度的背景和原因，在时代背景变化之后仍然一味沿用，终致当初“治病之良药”，变成了现在的“致病之毒药”。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想起一个小故事：军营操场中的某把铁椅，常年以来都有2名士兵把守，但不知原委，都是奉命行事。一日，退休的长官到访，见到这把椅子依然有人把守，便问左右随同：30年了，这把椅子上的油漆还没有干吗？】

(二) 从“租庸调”到“两税制”

无独有偶，唐代的税收制度，也经历了从“良药”到“毒药”的转变。

唐初为了从战乱中恢复元气，轻徭薄赋、为民制产，推行“租庸调”的税收制度，让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是一种计划经济时代的属人税收制度：

所谓“租”，你可以大致理解为“土地承包制+农业税”：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人丁年满18岁时官方授予他一定面积的田地；满60岁时把田地交换国家。耕种期间，每年按2.5%的税率（四十税一）向国家缴纳农业税。

所谓“庸”，是一种力役，每个成年人丁每年向国家提供20天的义务劳动。

所谓“调”，是一种特产税，各地人民每年需要向中央贡献一定量的当地土产，以丝麻织物为主。

这一套制度下来，形成了“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的格局，旨在为民制产，达到“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目的。而按人头分配一定面积的田地，也具有一定计划经济的属性，试图通过“均田地”实现“天下大同”（大约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倡导的共同富裕）的终极政治理想。

那么这一税制的实施效果如何呢？

既然要属人管辖，租庸调这一税制的根基，便是人口户籍管理制度，他们当时称“账籍”制度。“账”是壮丁册，一年一刷新；“籍”是户口册，三年一刷新。也就是在唐代，每1年要做一次壮丁普查，每3年要做一次全民人口普查。人口普查这件事情，在数据和技术均完备的现在，开展起来尚是纷繁复杂；那在车马皆慢的唐朝，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人类这个物种，往往是喜欢偷懒的，时间久了就开始懈怠：年过60的壮丁不销户，满18岁的新丁没增名，已经去世的人没有及时从户口本中删除，新授予的田地没有及时修改权利主体……更有地方豪强从中舞弊、阻挠制度施行。如此种种，最终导致户口登记逐渐错乱，“账籍”制度无法推行，并成为租庸调制失败的最大原因。

对此，钱穆先生总结的应对之道是：“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否则徒法不能以自行，纵然良法美意，纵是徒然。”

所以，历代王朝为何推荐儒家/法家/道家思想，各种组织为何强调统一思想，各家企业为何建立企业文化，每个家庭为何开展家风建设，都是同样的道理。人类喜欢听故事，人类也需要听故事。

租庸调制失败后，两税制开始登场，并开启了唐朝的自由经济时代。

所谓“两税”，就是两次征税：夏天征一次，秋天征一次。与租庸调制不同，两税制是一种属地的税收制度：谁在这片土地上居住不重要，把该交的税交上来就行。这样一来，人口不再受户口的牵制，人口流动变得自由。

但这自由的代价，便是土地兼并：之前的租庸调制是按人口分配田地的，现在田地不按人头分配了，土地的流通就是可以允许的。而历朝历代的土地兼并，最终的后果总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最终导致地方割据、各占一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唐朝也不例外。

随着实施时间拉长，两税制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弊端：最初将租庸调改两税制，还有简化手续之考虑，把原来的3个税种放入土地中一并征收。但是慢慢的，主政者就忘了当初的那个设定，忘了初心，觉得税收不够用时，又巧立名目，新增征税项目。“而这些新项目，本来早就有的，只已并在两税中征收了；现在再把此项目加入，岂不是等于加倍征收！这是税收项目不分明之弊。”这样一来，民众的税赋自然就重了。

再者，两税制采属地管辖，税基按该政策出台前一年的税收金额来定，后续不再调整。不管这个地区人口多寡、年度收成好坏，都要交固定金额的税。税收“变成了一种硬性规定，随地摊派，而不再有全国一致的租额和税率了”。如果某一地区某年收成不佳，或者其他偶发原因导致经常居住人口减少，在税收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剩下居民的税赋就会加重。而单位数量人口的生产力是有限的，税赋一重，居民负担不起，就会往税赋低的地区迁徙；如此一来，剩下居民的税赋会更重。循环往复。

此外，唐朝两税制不是纳粮，而是纳银（货币）。农民必须卖粮换钱，用来交税。有交易，就会有中间商赚差价。最终被市场调节的，还是底层供货商——农民。

因为有这些弊端，两税制的推行，失去了“为民制产”的初衷，引发土地兼并和贫富不均，而且实质上是在奖励地主的剥削，最终为唐朝末期的农民起义埋下了祸根。

在阅读历史的过程中，我们是可以感受到现有制度中的历史厚重感的。中国古人的传统智慧，仍然在指导着我们现在的生活。这里难以列举齐全，稍微举一些例子：

(一) 按各区人口比例，分配人才的录用名额

从汉代开始，人才的选拔制度便是分区定额的：根据各地区人口基数的不同，分配不同比例的人才录取额度。为的是平衡各地区的利益，听到各地区的声音。这个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具体体现在高考时各省的录取人数、以及因此形成的各地高考难度不一的现象。

(二) 联席会议制度、联动办公制度

唐朝的三省因相互制约，一道政令出台前需要三省交叉审核。为了提升行政效率，政府需要制定行政命令时，门下省和中书省便会举办联席会议，共同审核政令。这一制度也沿用至今，且广泛存在于政企的各部门协调工作之中。

此外，唐朝六部因共有24司，为了实现协同办公，每天上午各部主管都在都堂集体办公。这可能是我们现在政府各部门联动办公的原型。

(三) 公务员不得经商

汉朝就规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人不能经商。到了唐朝，直接从报考资格开始限定：工商界人士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因为商人是专为私家谋利的，现在所考试求取者则须专心为公家服务”，更不能有犯罪记录。这就是所谓的“身家清白”。这一制度也是沿用至今，公务员不得经商。

另外，还有前两篇提到的国家对特定行业的专营制度、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各省行政区域的划分、监察制度、三农政策、户籍制度、人口普查制度等等，都是传袭于唐汉甚至更早的年代。再如宋代的匿名评卷制度、元代的中央特派员制度、历朝以来形成的文书政治、士人政权的传统，都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传统文化中的智慧，是值得我们学习并发扬光大的。

钱穆先生历来主张以温情的眼光去看待历史。“制度决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者。惟此种现实中所产生之此项制度，则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论与精神。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

任何一项制度的产生，都是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现实土壤，都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如果不代入当时的现实环境，而是以后来的眼光去评价一项制度的得失，是不合适的（这也是“事后诸葛亮”不招人喜欢的主要原因）。

作为一个成年人，在学会了走路之后，如果再去嘲笑孩童时的蹒跚学步，也是不合适的。当然，根据制度制定者的前瞻性、周全性、经验丰富程度的差异，不同的制度本身依旧有其优劣之分。

笔者只能说：前世之事，后世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