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历史久远的原因，夏商周三代之间的差异和朝代本身的面貌已变得模糊不清。而《翦商》这本书超越了我们日常对三代的刻板印象，对商周这一更替更是打破了历史文献中惯常的末代君王残暴无德、新朝代楷模之君取而代之的道德范式。通过对新进挖掘的甲骨卜辞、祭祀坑等考古成果的研究，以及对传世文件新颖但不失合理地解读，以此经典的“二重证据法”将隐藏在历史迷雾中殷商血淋淋的人祭制度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并通过刻画周人“翦商”的缘起、过程及对殷商文明的掩埋，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殷周之变对于中华文明的转型、延续是多么得重要。

一、商代的人祭宗教及其特点

作者将广义上的人祭界定为出于宗教理念而杀人奉献给神灵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人祭、人殉、人奠基三种形式。这里的神灵包括上帝、各种自然神以及尊贵的死者亡灵。人祭是指把人作为食物或仆役献祭给神或祖先之灵，这是狭义的“人祭”；把人作为殉葬品埋在主人的墓穴里，可称之为“人殉”，目的是让仆役在主人死后继续侍奉自己；把人夯筑在地基内，用作建筑物的奠基，称之为“人奠基”，即把人奉献给土地之神，用作交换神对建筑物的护佑，以及通过施展巫术，被杀者可能也会变成守护建筑之鬼。

商代的人祭制度有一些显著的特点：

(一) 数量多

根据挖掘的祭祀坑和陪葬墓葬显示，商朝的人祭动则以几十人甚至几百人献祭或殉葬，这在人群共同体人数还相对比较少的上古时代是非常可观的。

作者引用的考古发掘例证如：

1. 殷都王陵区出土的M1550大墓，共埋有243枚人头骨，多数带着几节颈椎骨，估计是“连皮带骨地埋在夯土中”。

2. 殷都附近后冈H10圆形人祭坑，有三层，共掩埋了73具尸骨。

(二) 范围广

广义人祭的三种形式在商朝都广泛存在，除了较多的人祭和人殉，人奠基这一在后世相对难以想象的风习也很多。另外，从用人祭的人群范围而言，上至商王，下至部族贵族或首领，都会热衷于人祭，并不仅限于王族；显然人祭宗教流行于整个商族，是否用人祭、以及人祭数量的多少一般取决于死者或者其家属拥有的财富情况。

作者引用的考古发掘例证如：

1. 藁城台西遗址，一座两间连体的房子（F2），“南室西墙基槽内埋一件陶罐，内装一具不满三岁的幼儿尸骨”。这种用幼儿给新房奠基的做法，在中国北方新石器晚期并不算罕见，它可能来自某种巫术观念，认为用幼儿向土地之神献祭，可以保佑未来家宅平安。但给F2房子献祭的死者还不止这个幼儿。在它朝东一侧的屋前，有四个祭祀坑，其中三个各埋入一只猪、牛、羊，第四个祭祀坑则活埋了三名男子。

2. 根据发掘的商代遗址汇总，以墓葬的规格区分，大型墓面积在12平方米左右，有棺椁、腰坑和殉人，随葬品丰富；中型墓面积一般在2～4平方米之间，有腰坑，有棺或无棺，有的有殉人，随葬少量青铜容器、兵器、陶礼器和玉器；小型墓面积在1平方米左右，多无木棺和腰坑，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或无），一般为用于日常生活的鬲、豆、簋、盆、罐等。因此，可以初步判断，殉葬在商人的墓葬中十分常见，是否有殉人或许主要取决于墓主人的财富水平。

(三) 手段残忍

作者通过考古证据发现，商人不仅使用人祭，而且认为越残忍越能够使上帝满意，当人牲的惨嚎上达天听、上帝则更能降下福祉，相应的，在这种理念下，商人的人祭行为越来越残酷，商民族也变得越来越冷血。

二、商人的自我变革及其失败

作者推测可能受长江流域商文化殖民城市盘龙城文化的反向影响，早商晚期商王朝高层发生了“宗教改革”，并因此引发内乱，传世文献里称之为“九世之乱”。商朝因此中衰，宏伟的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被废弃，胜利者（也是人祭宗教的死忠）将新都迁至小双桥商城（可能是传世文献里提到的“傲都”），虽然主张废除或者减少人祭宗教的改革者失败了，但商王朝仍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总体上衰微的中商时期，直至盘庚迁殷。

商朝内部无法实现“宗教改革”，据作者分析并结合笔者自身理解，主要原因如下：

(一) 从现实利益而言

每次大型祭祀也是以商王为首的高级贵族的一次狂欢，作者认为史书所载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可能就是祭祀后狂欢的原型，身处其中的人很难割舍这种欲望直接释放的状态；人祭宗教需要保证献给诸神的祭品足够充足，必须频繁或者至少稳定地发动对外战争、狩猎人牲，同时只有足够的对外战争才能使得跟随的部落贵族同步获得相应的战利品。

(二) 从商王统治的角度而言

在商人理念中，人祭宗教是商族获得诸神眷顾的根源，因此王族必须继续坚持人祭宗教以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历代商王作为唯一可以通过先王与神沟通的凡人，垄断了通神的权力，也就是垄断了人间的至高权力。

(三) 从文化人类学视角而言

人祭宗教是商王朝的精神支柱，是维系商部落、商族群的核心纽带，放弃人祭宗教就可能同步丧失共同体的凝聚力，使得族群发生内乱甚至有解体风险，早商晚期的“九世之乱”就是例证。

但这种人祭制度的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商对于异族过于残忍，被俘的异族被一批批地送往殷都献祭，异族宁可战死或逃亡也不臣服于商族的统治，导致商对异族的统治很脆弱、且极其依赖于武力，无法实际驯服甚至同化异族（或者他们自觉高人一等，压根不想同化异族，这从他们族内通婚的习俗中可见一斑）。甚至商王朝内部也酝酿着反抗因素，尤其是当纣王和他的父亲帝乙开始用商人上层的高级贵族献祭开始，恐怖、忐忑的情绪在殷都蔓延。

三、“小邦周”为何以及如何完成“翦商”

(一) 从“亶父迁岐”到“助纣为虐”

周部落的先人曾因逃避商人的扩张（或许也在同步逃避商人对其作为人牲的追捕）逃到关中平原北部的戎狄之地，至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时期得到殷王朝的许可迁回关中平原西部的周原地区（即史书所载之西岐），但作者认为周人付出的代价就是“助纣为虐” ，替商王狩猎附近的相邻血脉的羌人部族，献给商王作为人牲。

(二) 文王拘而演周易

文王继位后，贤能传于西土，可能因此引发了纣王的忌惮，而被投入了羑里的牢笼里。正是被拘禁在羑里的黑暗岁月 ，让文王经历了从作为商的帮凶捕获人牲，到自己可能沦为祭品的巨大落差和恐惧中。一方面他通过获知了“易”（变化）的自然法则，相信世事无常、总有变换，“小邦周”与“大邑商”也有可能异位；另一方面他也深切感到了人祭制度的恐怖和残酷，对于这个制度以及背后的商无比恐惧和愤怒。或许此时，他已开始密谋“翦商”，不仅为了推翻这个残暴冷血的政权，也为了驱散心中最深入的那种恐惧和战栗。他或许也在想，我或者我的部族也要变成商人这样的人吗？或者我们已经在“助纣为虐”了？不，这不应该是我们的归宿，我们也不应该是这样的人。

(三) 伯邑考之死

而真正使文王和他的儿子们下定决心的事件可能是文王继承人伯邑考之死。伯邑考作为质子在商王周边服务，显然纣王对他还是很信任、很满意的，让其担任自己的御者，但最终他还是被纣王残忍地献祭，并要求文王和他的儿子们分享了祭品。纣王对祭品的地位和周人参与的表现很满意，作者推测通过这种方式纣王认为周人已经融入了商的文化和价值观，没有了威胁，于是就放回了文王。但对于文王和伯邑考的弟弟武王周发、周公旦等人而言，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惧，作者认为武王因此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状和焦虑症，周公进食时习惯性呕吐（周公吐哺）都与参与分食兄长的恐怖经历有关。从作为商王朝的帮凶，捕获同族以讨好商人，至最终怀着滔天恨意“翦商”，中间的根源可能就是切肤之痛，这是人性使然，只有关乎自身切实利益才会有强烈的意愿和动力去做那看似不可能之事。

(四) “八百诸侯会盟”与牧野之战

西土之地早已不堪忍受商王朝的暴虐统治，所以当武王率先举起反商大旗时，追随者蜂拥而至。而同时，商王朝内部却斗争激烈化，纣王的弟弟微子数谏纣王不听后就逃命躲了起来，比干则被纣王剖心挖肺，箕子则装疯卖傻被纣王囚禁。伐商的过程总体异常地顺利，牧野之战中纣王的军队很快冰消瓦解了，联军一举攻破殷都，纣王自焚，“翦商”功成！

四、殷周之变的历史和文明意义

(一) 周公解梦

“翦商”之前，面对强大的商王朝和双方悬殊的力量对比，武王常常惴惴不安，无法入眠，即使浅睡都常常被噩梦惊醒，惶惶然不可终日。周公开导的方式是以世俗道德而非神学宗教解释“天命”的归属，将“德”解释为道德而不是纯粹的利益给予，认为朝代的更替不再依赖于血腥献祭的多寡，而是统治者的个人德行，这是一套逻辑自洽的论证体系，给了武王一定的信心。并以此奠定了后续3000年中华文明对统治者的基本道德框架要求。

(二) 周公改造华夏文明

在剪灭商朝后，周公通过一系列制度消除人祭宗教的恐怖并防止其死灰复燃。在政治军事上，周公毁灭殷都，从物理上摧毁这座罪恶之都，并营建洛邑，将仍然死忠于商王朝的“殷顽民”迁至洛邑。在思想文化上，拆分商族，将其与故土的联系减弱，并以周文化影响之；同时，销毁商王的甲骨记录，重构新版本的历史，强调夏商周三个部族没有本质区别，其兴替只因末代君王的德行缺陷。在民族融合上，实行大分封，提倡跨族通婚，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同化商民族。

(三) 孔子对周公事业的继承

孔子继承了周公的事业，编辑“六经”，掩埋真正的商文化，用重构的道德历史构建华夏文明的起源。周公在事实上扭转了历史的进程，而孔子则把这一切成果汇总、盖棺定论。所以孔子虽为殷商贵族的后人，却饱含深情地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至此，作者认为旧华夏的文明及其相关记忆被消灭，族群血缘壁垒被打破，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因此，在三千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控，成为一个“异类”，这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续至今。